小梦时常告诉张南南，比起谣言，最让她受伤的是她妈妈。有时候深夜，小梦会拨来电话，让张南南听她妈妈所谓的“教育”，大多是“你这么点大你就干出这些事情来”“行为不检点，让我们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等类似的话语。
在一个“熟人社会”的社区，小梦的亲戚们纷纷上门“出主意”，施害人的家属们也“想来求得谅解”。这无疑给小梦再次造成伤害。张南南去小梦家总是看到小梦躲在小房间，门窗紧闭，一个人对着墙发呆。张南南不得不为小梦申请了三周的临时监护，带着她住在所在机构的员工宿舍。
张南南还发现小梦妈妈在金钱方面“不对劲”，她将这些发现告诉了检察官。检察官约谈了小梦妈妈和更多亲人，才得知她挥霍了本该用于小梦上学和治疗的司法救助金。为此，检察官为小梦变更监护权，由小梦的姥爷负责监护。
张宜鹏也在走访冬冬的家庭后，评估到母亲监护存在缺失。当地检察院随即向冬冬的父母发送了家庭教育令。
在未检检察官封雪的观察里，涉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其案发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咎于被害人的家庭监护缺失，比如家长是否关注到孩子情绪上的变化，是否倾听孩子在学校遇到的困难等，是否了解孩子接触的人和信息。其次，性教育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崔永华教授曾提到，“对于孩子来说，发生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周围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应对方式。”父母一定要及时向孩子传递出：这并不是你的错，爸妈会保护你不再受到任何伤害，你依然值得所有人喜欢。
事实上，在缺乏外界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不少父母自身也往往很难消化和理解事件所带来的伤害，甚至产生应激反应，更不用说给被害儿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张南南遇见过一个女孩，侵害发生后，女孩的父亲和侵害者打了一架，直到有朋友告诉他，他才知道侵害事件得报警。
深圳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王琴提到，社工们常常会在晚上接到案件委托的电话，这时往往是家长已经下班，全家人洗完澡准备睡觉，孩子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才告诉父母。
“没有告诉家人”也是未成年遭受侵害后常常会出现的状态。张宜鹏分析，孩子这时候的心理会非常复杂，比如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恐惧破坏亲属关系；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儿童尝试揭露受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
当一些较小的小孩遭受侵害时，父母的处理方式则直接决定孩子的记忆和感受。
3岁多的西西平时跟着妈妈，偶尔会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一天晚上睡觉前，妈妈发现孩子的贴身秋衣穿反了，奶奶也很疑惑，说孩子并没有睡午觉。一番询问下，孩子说邻居大爷摸了她。原来，西西被邻居大爷以带出去玩为借口，带回家中实施了猥亵。
西西的奶奶得知后非常自责，在家以泪洗面。张南南受到委托后介入，她告诉西西的家人，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想，取决于现阶段家长怎么做。
黄燕也是深圳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她提到，要用小孩能听懂的方式告诉她“什么是猥亵”，比如哪些是隐私部位，不能让别人摸，遇到别人的触摸或一些感到不舒服的动作，应该拒绝或者告诉家长。如果父母还是难以说出口，也可以由社工来和孩子沟通。一直瞒下去，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除了自己被猥亵的创伤以外，还会因为回避的态度，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谈论的事，是自己给家里丢人。还有一些孩子在目睹家长一次次情绪崩溃后，反而责怪自己说出了真相，让自己最爱的人痛苦。
要处理的课题。王琴说，有一些创伤严重的孩子会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她们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一个人出门，一定要父母陪在身边，也不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黄燕提到，保障基础生活是被害人救助的初级目标，个人的内在成长则是更为高级的服务目标。
孩子们也能发展出自己的应对方式。黄燕曾遇见过一个“抗逆力”很强的女孩。15岁女孩佳月，因为网络交友线下见面时被侵害，自己报了警。黄燕在一站式取证中心见到佳月时，能察觉出她的难过，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积极”的另一面。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案发地点没有监控，嫌疑人也不承认，由于证据存疑，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随后佳月确诊了抑郁症，并休学一年，其间黄燕持续在跟踪。佳月告诉她，“那件事发生得很突然，父母没有教过，学校也没有教过。”佳月还告诉黄燕，她想要上高中，如果一直沉浸在伤痛中，对自己是不利的。
黄燕感受到了佳月改变的意愿，为她联系了心理医生等资源。直到佳月复学后，她告诉黄燕，老师和同学们对她此前的抑郁症都有不好的评价，但她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黄燕惊喜地在佳月身上看到了反击能力和不断向好的迹象。
这要求社工服务的时间足够长。而长期服务直接指向的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
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尽管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依然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费用，例如场地租金、人员雇用、差旅费等等。另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但在实际情况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会持续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案件审理结束后的干预，同样重要。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曾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体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维度。前者由政府组织、司法机构、学校等提供支持，后者来自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关系人以及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相关社区、社会工作组织等提供的支持。
在正式支持中，封雪从工作中感受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已经展开。
2018年，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署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协议，由共青团培育、扶持青少年社工服务机构，协助检察机关组建合适的成年人队伍、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建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促进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服务有机衔接，成为共青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
慈善机构则是非正式支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6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全国各地12家在司法社工领域从事未成年人专业服务的社工机构，共同发起“云开计划——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务联合行动”。这项计划是由基金会出资资助社工机构接到的个案委托，项目也面向公众筹款，还会开展社工培训等活动。张南南、王琴等人所在的机构都是云开计划的参与机构。张南南提到，云开计划的宽容度相对较高，根据个案的服务项目和时长进行拨款，能够有效地拓宽社工工作的范围。
结案后，张南南还是会定期问问小梦最近的状态。小梦明白张南南的担心，她的朋友圈从来对她开放，偶尔路过社工机构时，小梦也会留言打招呼。
如今，张南南觉得小梦渐渐找到了生活的掌控感。她会定期去夜市摆摊，赚点零用钱，偶尔还会去宠物店帮忙。
今年年初，伤害小梦的嫌疑人都得到法律的制裁。小梦得知后给张南南发消息，“身后有你们，让我给足了自己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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